[11]该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并通过电视媒体及其它方式播出专家释疑，结果有效稳定了社会民众的不安心理。
但是，立法征求意见具有任意性，是否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长短，都有立法机构定夺。它是一个以水为载体，由……若干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形成的统一整体，在系统内部，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或某一区段的局部性调整均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流域产生重要影响。
国务院行政法规包括《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草案都征求意见，国务院法制办网站还设置了法规草案意见征集系统。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作出明文规定。二、我国现有流域管理立法的特点和不足我国目前关于流域管理的立法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总体看来，大致有以下特点：（一）分散式立法特征明显。虽然《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规定：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机构负责监测其所在流域的省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目前我国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废改立确属必要，但是，立法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流域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如果流域立法不痛不痒、不着实际、不生实效，则纯属理发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对流域管理起着阻碍作用。
除了少数几部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外，我国涉及流域管理的立法绝大多数是法规规章。既然现有的管理体制无法阻止太湖的污染，那么自然难以期待这种体制能够治理好太湖的污染。以前我听陈端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说你做学问其实这个东西主要基于你对当下的判断，而我认为可能做宪法学的可能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选择你能做成的人，你能做的人，美国的那一套司法审查，可能终我们一生也做不了，我们只能一代人30年就过去了，可能一辈子就在等待中过去了，可能作为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等待。
对于政治宪法学，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你们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对象吗？这是我的第二个疑问。杨利敏：谢谢黄老师，我觉得刚才尹老师最后那个问题非常有力度，而且点到了真正的问题上面，我觉得首先今天飞龙讲的内容非常丰富，信息量非常大，里面提出很多的命题和断语，但你的很多命题都是需要一一经过斟酌、思考和批判的，我觉得里面对一些问题非常轻易地下了过于早的一些断语。就是说，它的策略也有一些改变，这种改变的背后我觉得也是它的一种焦虑。但是如果我们有另外一种观察的路径，或者另外一种价值上的认同，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样的欧美的现代宪政转型，同样依赖于政治机构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创造，同样依赖于人民以不完全形式的出场（不可能再有整体的出场规模），从而以政治的方式在宪法保留下来的政治权利的管道上对国家宪政的推动。
从政治角度来讲，政治分政府、社会和公民，另外中国就是一个社会，世界也是一种社会。大家读凯尔森的作品、阿克曼的作品、施米特的作品，会发现他们其实用的是不同的政治或者宪法时间。
这种新行政法不同于行政法解释学，它怎么样在宪法上予以定性，在我看来它构成了一种行政宪政主义，属于政治宪政主义的一个分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现实和一种具有规范正当意义的东西，这两者完全是两码事。卢永琦：我刚才是口误说到解释宪法学，因为当时我的确是听王老师还有韩大元老师说其中部分内容是不能实施的，这是当中的小插曲，当时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开题，一开始我问老师能不能写宪法中的公有制？他说不能，这个说不得。我觉得在我们的所谓对话当中或者很多的报告当中我不大能接受的一种是指责别人没有问题意识，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昨天秋风老师也是这样的意见，从外围就对法理学，其实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怎么会我们没有问题意识或者直觉？问题意识的表达可能是有欠缺的，表达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欠缺的，可以说他的眼光高低我可以容忍，因为我经常要做这样的判断，但是我不能容忍别人去评判没有问题意识，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去工作，方向就完全错了。
高老师既然没有，张伟也不可能编出一个有，但是他的理想大家都知道。在老一辈宪法学家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新的中国宪法学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至今没有解决。第三个问题我想进一步地谈他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他们看到了神话政治的局限，或者以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直接的话语去论证法律命题的局限，但是他们却走不出去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宪法的文本，我们这个宪法的文本虽然作为法学的立场，法律的思维，黄老师是专家，法律教义学嘛，按拉伦次的说法，一定是要尊重文本的，是要从假定时代法秩序的大体合理，然后再去建构一些命题，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八二宪法的文本它的确充满了开放性，这个开放性是褒义的，如果贬义地讲，就是充满了矛盾性，因为开放的另一面就是矛盾的，所以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要想在文本的界限内实现去政治化意义上的政治，走向理性政治，它必须有一套工具，有一套学理，能够把开放的宪法文本或者矛盾的宪法文本尽量变得圆融自洽，这里面矛盾的条款太多了，像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条款，精神文明建设的条款和宗教信仰条款，不一而足。尹好鹏：你如何通过政治路径来解决这两个张力？ 田飞龙：所以我不得不对我的博士论文做一个理论价值的定位，你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相信：第一，它不是宪法学科能够完全承载的，或者说也不是你的教义学能够承载的。
但是因为政治宪法学的理论的构建从它的发生时间、参与的学者的群体规模、它在学界所能调动的体制性的资源以及所积累的学术话语来说，都还是非常单薄或者非常薄弱的，而且至今它也一直缺乏系统化的论述与典范性的研究。第二之所以叫宪法学，从学科品行来看也是坚持规范研究的，它不是说去研究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一个时代背景，而是去研究一个规范，所以只不过是说在宪法学中我们会区分哪些规范层级高一些，哪些规范层级低一些。
但是它已经隐伏下了政治宪法学与主流宪法学对话所遭遇的大致话语结构及其命运，因为早期拉锯中一方调用的是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的司法宪政主义的经典公式，而另一方所调用的实际上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英国现代宪法特质的论据。郑毅：陈端洪老师有篇重要的文章，题目叫《人民必得出场》，虽然今天象林老师、高老师、韩老师、陈老师等这些大佬并没有出场，不过既然飞龙已经出场了，我们这些人恐怕也必得跟着出场才行。
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的学术差异和价值张力，但通过这两三年来的对话实践来看，主流学界对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保持着一种大体宽容的学术心态，在坚持并巩固自身学术立场的同时，能够适度参与并思考政治宪法学讨论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这是中国宪法学术多元化和自由竞争伦理初步形成的表现。我是这样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是有时代上的分野。主持人：利敏其实不是完全在我们这个行业做具体的工作，但是对我们很有很有理解力。由此我们其实可以评估一下最近30多年来英国政治宪法学最终的规范性取向，即以汤姆金斯、贝拉米为代表的、佩迪特式无支配的共和主义。陈老师为什么从政治宪法学整体着手？我记得他之前说过一句话，一个国家就像一条船一样，如果这个船都沉了，你还去争坐几等舱有什么意义？所以他研究整体出发首先接触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主权，政治宪法学首先碰触的也就是宪法的政治部分，也就是飞龙这里面总结的政治宪法结构，但是很遗憾的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飞龙的政治宪法结构一个直接的展开，可能在其它章节展开，在这里没有直接提炼出来，这里没有讲，大家都觉得政治宪法学和专门只讲权利的规范宪法学之间没有区别。然而这种政治类型的终结必须以安顿新旧价值、协调历史冲突的非常政治的方式来完成，就是说非常政治本身最初是以非常政治的方式结束的。
接下来是陈老师离开后，高全喜老师的全国巡讲。基于上面我对政治宪法学的理解的背景，我提出这么几点比较粗浅的看法，不一定是批判性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政治本身自己构成一个单元要把上下结构建立起来的话，首先要给予主权的绝对性，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政治思想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在主权上面不服从于更高的东西。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刘小枫先生在新世纪初对施米特政治法学的大规模、高质量的学术引进确实构成了对国内借助齐玉苓案展开的同样大规模的、自由宪政主义支配下的宪法司法化知识社会运动的一个反动与制约。
在上下结构确立了之后，我们在上下结构里面可能会进行追问，因为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不同于任何的有机物或者其它动物，他会追问统治的意义，你凭什么来统治我？这种追问可能就会导致对这个结构的重新阐释，比如说我们在古代神权政治里面可能会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统治者的统治资格是基于具有更高存在的品行的代表，这个更高的存在可能是上帝，也可能是我们古代讲的天，或者天道。以上是即兴铺陈的开场白，下面开始我的讲座的正题——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陈燕：飞龙这篇文章是整个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我们之前都拜读过，我今天讲可能对他别的地方的阅读和思考展开。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是精致它或者说修正它，这就使你和宪法解释学也好规范宪法学也好都有了一个学术的范围，一个结构。期待飞龙兄与大地有进一步接触，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谢谢。成文宪法也可以是政治宪法，是政治宪法学者进行解释、论证和建构的严格科学对象。
另一种路数是高全喜的宪制发生学的模式，他不是从宪法文本结构的整体解释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西方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这样一个历史哲学命题出发，，梳理出了三条线索，即战争—革命—宪法、财富—财产权—宪法以及心灵—宗教—宪法，并且将这样一些梳理的成果运用于提炼中国宪制发生学的理论与路径，其提炼的初步成果就体现在他去年出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当然在我的论文处理当中，我所取的并不是阿克曼所界定的1949年之后的德国基本法，因为1949年之后的德国的基本法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德国国家法学思想的精髓，国家法学思想的精髓必须要在魏玛时期复杂的论辩结构之中去寻找。
包括我本人，这么多年对例如说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这样的政治学流派，学习、研究得真是不多。但是这里面二者的张力并没有被完全消解，而是一直被带到了今天英国宪法改革的诸多理论争论当中。
这隐含到我们说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在揣摩，宪法学是不是学者在玩政治，是不是在做一种谋略。大家也许还不知道，北航今年要推出三个系列，一个系列是昨天下午已经开始的第一场新法理学，是由我们的明辉老师主持的，昨天是秋风老师谈了一些他对新法理学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一些方案，讨论得非常热闹。
对于中国宪法的不成文性，政治宪法学者基本上是予以排除的，陈端洪、翟小波对1982 宪法的解释坚持的都是成文宪法的逻辑前提，只是对成文宪法的具体原则与体制模式进行了不同于主流进路的解释而已，而高全喜教授尽管在《立宪时刻》一书中调用了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资源，但对于革命党人的成文宪法逻辑以及1982 宪法本身的成文性并无异议。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宪法学知识生产的有效性就不取决于你移植于哪个国家的宪法学术，你在内部学术逻辑上是否自洽一致，那是作为学者的自我满足，而是取决于你跟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对话与互动。所以完全取决于你的分类或者你的职业主义的观察，你会放大你的路径里的主体、行为以及相关制度要素的作用，把它们作为这样一个制度进步的最主要的标志来加以肯定甚至神话化。最后一点就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觉得飞龙最后讲的八个支柱，人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这八个，你是不是做到了完备性？同时你内部是怎样的和谐的结构把它组织起来的？如果是在我刚才讲的政治宪法结构里面他的不同的原则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加恰当的梳理。
刚才飞龙讲，今天请到了研究政治学领域的评议嘉宾。但实际上，认真对待包括序言和总纲在内的宪法全部文本，恰恰是规范宪法学或者宪法解释学的任务，而且这种认真对待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方法。
但是我所在乎的并不是在山顶上所看到的太多的风光，我在乎的是大地的温度，我在乎的是冲锋时号角的明快节奏。我将这样一种更为合理化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基础命名为保守自由共和主义。
在这里还必须补充一个必要的背景性因素，即强世功的宪法社会学研究对宪法学界主流认知政治宪法学的影响。我下午专门查了一下他的简历，百度百科上面都有，他在研究生会当过部长，办过学术刊物，还有爱好文学，阅读，创作，还写过诗，他的学术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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